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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之间的持续差距是一个事实。去过农村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农民很朴实，但农村比城市落后太多。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有些房子外观看上去不错，但室内空荡无物，仅有简单破旧的家具，污水直接排到地下，解手还得上茅房。
城乡之间的物质差距直接导致了教育差距。
据2014年教育部《中国教育概况》介绍，初中阶段具有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14.5个百分点。小学阶段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教师，城乡之间相差9.2个百分点。那些在农村长大的孩子，缺乏好老师，也见不到外面的世界，没读完中学就辍学，更别说考大学了。
城乡差距导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涌入。
城市里的生活成本比农村高很多，但农民依然要留下来。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只留下一些老人和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约2075万人，约占农村在校生的30%。农村的生活条件、居住条件、教育条件、医疗卫生条件，与城市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农村给人的印象仍然是贫穷。
近年来，从统计数据上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2元，城乡收入比为2.73：1，比2009年的3.33：1减少了许多。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依然很大，是19773元，比农民收入还要多。
舆论倾向于认为，城乡差距的根源是国家向农村的投入太少。但实际上，仅从2008年至2013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5.85万亿元。加上地方的配套投入，国家向农村投入并不少。社会各界的投入也不小。十多年来，有不少大学生毕业后去农村创业、支教、当村官，但农村的发展变化比城市要慢很多。结果是，农业补贴了，墙面刷了，道路修了，田埂拆了，农田连片了，学生下乡了，不少地区的农村依然比城市穷太多。靠增加向农村的投入来发展农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城乡差距的表面原因，是农村以农业为主，而农业是不赚钱的。
多数地区的农业，包括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主要依靠补贴维持。种地的农民多在五十岁以上，而他们的子女愿意在城市生活。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一是因为种地是体力劳动，非常辛苦，二是因为城里有更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城里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信息，年轻人能学到更多知识，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那些能留住年轻人的农村，要么靠旅游，要么靠工业，早脱离了农业。
城乡差距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对农村功能定位的计划经济思想。
计划思想在三农问题上的体现，是将生产结构与区域联系在一起。城市的定位是发展工商业，而农村只能发展农业。比如，有观点认为，“农村不是搞建设的地方，农村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提供农产品，二是提供生态环境产品，这才叫农村。农村的建筑，是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也就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农村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保证“万一”打仗时可能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农村的房屋，是为农民生产粮食提供居住服务的。在有序的安排下，农村和农民是为整个国家机器服务的一个部件。让农村依赖农业，农业不赚钱，农村这个部件就会一直贫穷。
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既然农村是搞农业的地方，就不能随便让农村搞建设。农地要转为建设用地，既有多年的规模控制（十五年的土地利用规划），也有年度计划控制。根据计划分配的土地权利资源，却又是极不公平的。计划下达的农转用指标，实际分配的方式，是按行政级别层层下发。指标到了县一级，绝大多数分配到开发区、或用于新城建设，很少到镇一级，更别说到村庄了。缺少指标，农村就没法建厂房、客栈，搞不了工业和旅游业。一些乡镇和村庄为了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只好为农民建楼房，让农民上楼，把腾出来的土地用于发展。
农民上楼，配上基础设施，一方面改善了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发展腾出空间，一举多得。其弊端是，对于少数依赖于农业的年长农民，种地不如以前便利了，农具没地方放了，有一个适应过程。可是，在用途管制加行政分配指标的约束下，不这样做，地方发展又能指望什么呢眼看着农村继续破败下去吗一些学者专家批评地方政府让农民上楼的行为，但没认识到，正是计划管理指标的制度，在迫使农民上楼。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土地市场的缺失。
农民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导致市场制度建立不起来。中国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没有市场的，这就导致了抵押、评估、中介、仲裁等大量市场功能的缺失。市场的缺失，背后是农村产权的缺失。现行制度规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包括农民的宅基地，不准入市交易。农村盖的房子，出租或出让给城里人，被称为“小产权房”，不但得不到产权保护，还面临罚款、拆除的风险!产权与市场残缺的思想根源，依然是农村土地农用，农民要为了保护“粮食安全”做出牺牲。
近年来，除了上述计划经济的思维，部分学者又为农民的产权残缺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一种理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这种观念认为，“过去，农民穷，买不起商品房，因此给他无偿提供一块土地，至少可以在上面盖个房，有容身之所。没钱的农民可以搭个茅草房，有钱的农民可以盖个小洋房。这项制度仅限于本集体内的成员，原则是一户一宅。农村的宅基地是保障性住房的产物，并非商品。法律规定，农民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占有、使用、收益三项权益，而宅基地使用权只有占有、使用权，没有收益权。”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宅基地之所以产权残缺，是因为宅基地是农民的住房保障，剥夺产权是为了农民好!
这种理论没有认识到，一刀切的宅基地政策，忽略了农民对宅基地多种用途的需求。一是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有一些农民着急用钱，看病或供孩子上学，但房子没法抵押贷款，也卖不出钱，没法解决紧迫的困难。二是有不少农民在县城里买了房子，不需要农村的宅基地作为住房保障。三是农村土地与房屋无法作为农民保值增值的财产。住房作为一种可以保值增值的资产，抵抗通胀的压力。但农民虽有房子，却不能出让，不能以房换房。通货膨胀与城市的房价在逐年提高，农民只能依靠辛苦打工赚来的工资买房，失去了本可以利用房产增值来进城换房的机会。在发达国家，有一块土地就是财富。但在中国不少农村，农民有了土地住房，却要花钱维护，成了负资产。
学界还为现行制度提供了另外一套理论支持，那就是资本下乡会导致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学者们忽略的，是这一套理论所基于的历史是农业社会，农民附地而生。但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农业不赚钱，农民不想种地，他们宁愿抛荒，也要不断往城里涌。种地不赚钱，如果取消补贴，不会有多少企业愿意下乡。
城乡差距的持续，是一件没有道理的事。我去过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住小别墅，生活物资丰富，汽车、现代化电器、现代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与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居民相差不大。发达国家的土地市场比我们发达，大公司比我们多，但他们的农村也比我们富的多。
农民有地而贫穷，城里人没地但富裕，这种不合常理的现象，根源在土地制度，是土地产权和市场的残缺。
十几年来，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可谓投入不菲，但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还需要从观念、制度入手。需明确，实事求是的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调整，工商服务业是主体，农业已不在是基础。既有的土地制度，阻碍了工商业从大城市郊区向农村和内陆地区的迁移，推高了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计划配置土地指标的制度，以及对集体土地入市的限制，已不再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极大的制约了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政策制度的实际效果，终究要靠农民来评价。一位在河北工作二十多年的乡镇书记说，十多年前还研究国家关于“三农问题”重要的政策文件，而现在，他已经不再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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